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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维权案例看深度新闻报道的策划brbr
发布时间:2019-10-01 22:30 阅览次数: 来源:未知

  我在担任中国妇女报记者部主任期间,组织策划报道了大量的维权案件新闻。通过这些实践,我感到要善于从维权案件中抓住一些典型的案例,深入解剖,挖深挖透,这样才能够真正起到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目的。

  唐胜利和刘艳华均是外出打工的纯真少女,两人都曾受到胁迫。她们不屈从于恶势力,一个跳楼,一个把逼她的老鸨砍伤,然后投案自首。我们没有把这两个案件作为一般的社会新闻处理,而是把它们当作维护打工妹的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报道。

  关于唐胜利事件,《中国妇女报》共发表文章24篇,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四川省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同志均对此作了批示。刘艳华事件的报道共刊发文章29篇,有人评论这组报道是新闻界针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发出的扶正抑邪的之声。这两组报道均为打工少女讨回了公道,同时也都被选送参评中国新闻奖。我们编辑的唐胜利事件的首篇报道《“唐胜利事件”惊蓉城》获得了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刘艳华事件的报道首篇《命案发生在法院出租屋》获全国综合治理优秀新闻奖。

  对这两个案例的报道可以说是小型的新闻战役。对这种投入较大版面、人力、精力的报道,首先必须准确选题,要选择确实有相当的社会现实意义,能够引起读者共鸣并能促使问题解决的题材。如果选题不当,占据大量的版面就有炒作之嫌,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看准题材当入则快入,入则锲而不舍,一追到底。因为此类案件往往都有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不仅记者采访会遇到预想不到的困难,还可能会出现方面的阻力。而一个维权案例报道若不了了之,不仅不能帮助弱者讨回公道,媒体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会受到损害。责任意识要求我们对该类题材的报道既要做又要做好,所以智慧和胆识对搞好这样的报道都很重要。

  刘艳华案是我们接到一封题为《呼吁正义与良知———救救我的女儿》的来信后开始介入的,信中记述了刚刚发生在海口市一间出租房里的事情:不满17岁的湖南少女刘艳华,用菜刀将与她同住在一起的老乡砍伤,然后跑出来拨通110报警自首。她称砍伤这名老乡的理由是:她受其欺骗来到海南,之后又被她胁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奋起抗争。

  这封信立即引起报社的高度重视,当晚即通知驻海南记者调查事情。当时报社初步认为:刘艳华案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侵害妇女权益案件,而且背后还有文章。无论是从普通人的良知,还是从媒体的职责来说,都不能袖手旁观。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报社决定尽最大努力迅速介入,尽可能地挖掘出案件内外的种种黑幕。

  与刘艳华事件报道不同,唐胜利事件在当地已有一些报道,但遇到了阻力,决定唐胜利命运的事件调查工作进行不下去。在此情况下本报后发制人,驻站记者果断介入,发回了报道。当时我正做周末版主编,马上把稿件放在了头版头条。后来我调到记者部任主任,于是就把该事件的后续报道组织工作继续进行下来。

  高度和深度决定报道的力度。对这样两个负面的案例报道如果就事论事,就可能会流于一般的社会新闻或仅成为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作为一家大报,若停留在这样的报道阶段,不利于坚持正确的导向。

  为此,我们把它作为维护妇女权益的重大案件来处理。唐胜利事件发生时,社会上“三陪”现象猖獗。为升华报道主题,我们把它置于大背景下,从扫黄打黑的高度去报道此案,这样维护妇女权益就更理直气壮,也更能显现出这一报道的社会意义。

  为了使报道有力度、有深度、有典型性,我们部署驻山西、辽宁、福建、四川的记者,对本省“三陪”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进一步进行调查。然后以唐胜利事件为由头,依据更丰富的事实写出了《遏制“三陪女”刻不容缓》、《女性尊严不容侵犯》、《治理劳务市场势在必行》等新闻综述,详细阐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阐明了本报的立场、态度。

  唐胜利事件涉及背景复杂,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当地形成保护网,还蔓延到了北京。为以正压邪,我们在报道唐胜利事件的同时,及时连续地刊发了《沈阳警方解救8名女子事件追踪》等三篇正面报道,并对各地打击“三陪”的情况也作了反映,同时利用《中国妇女报》的权威和本报记者的活动能力,积极争取社会各界表态支持,不仅使本报的报道形成了一定的气候、阵势,而且在社会上也形成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抨击带有侮辱妇女性质的“三陪”现象的大合唱,在一定程度上对“三陪”的蔓延起到了抑制作用。之后,本报又将这一主题列入“”报道主题,上会记者围绕打击嫖娼问题专访了5位政协委员,然后以唐胜利事件为由头,以《打击嫖娼不能手软》为题发表了委员们的看法,进一步发出了正义之声。因而可以说,在这一案件的报道中,我们的策划一直贯串始终,并体现出了整体性和延续性。这样不断递进、深化主题,对促成问题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深度组合式报道一般用两种途径拓展其报道深度:一种是循着事件发生过程顺藤摸瓜,从内涵外延上去挖掘与之相关的内容,向读者展示表象掩盖下的更真实的东西;二是对一些已有的社会现象做较为深入的思考,然后以事件作切入点,在报道这一事件的同时,展开更多相关内容的报道,产生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两者均需要有大量的事实做依据,尤其是顺藤摸瓜地了解事情,不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是很难做到的。首先因为报道涉及案件,如有一点不实很容易引起官司、纠纷。其次,新闻是否具有做大做深的价值,必须握有大量的事实才能做出判断。只有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才能分析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而把握住报道的走向。

  这两组报道扎扎实实、无懈可击的事实材料,不仅迫使有关部门无法搪塞,不得不认真面对此事,还在客观上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刘艳华、唐胜利最终被解救和得到救助,而组织逼迫她们的罪犯被绳之以法,都是与记者锲而不舍、细密严谨的深入调查和准确把握事实分不开的。湖南卫视《零点追踪》节目后来以请本报记者客座的方式,专题报道了刘艳华回家的全过程和本报对此案件的介入,充分肯定了记者深入调查对案件结局的影响。

  我们在组织这两个案件的追踪报道时,在文体运用方面采取了灵活的形式,消息、通讯、新闻综述、评论、专家访谈、座谈纪要、读者来信、摄影报道等多种文体交叉并用,有时甚至采用了报道之外的活动支持的方法,来营造内外互动的氛围,使报道产生了最佳的社会效果。

  关乎这类报道力度的因素有三:(1)事件本身的影响力;(2)报道组织的思想力度;(3)投入版面大小所形成的阵势;(4)所给版面的位置及标题的制作等。其中报道组织的思想力度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有时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经过挖掘可以做出掷地有声的一系列大文章,而有时一个非常好的新闻题材也可因报道者的认识水平有限而流于一般。

  决定唐胜利、刘艳华事件报道成功的因素,除上述原因外,言论对升华报道的意义,加大报道的分量、力度,作用不可低估。在唐胜利事件报道中,我们把社会上对“三陪”现象的混乱认识作为主攻方向,而在刘艳华事件报道中我们则从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大做文章。为增强这组报道的思想性,本报先后发表《以暴抗暴罪当几何》和《妇女权益谁来维护?》两篇评论员文章。与此同时,记者在当地分别组织社会各界开展了“净化社会大环境”和“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的讨论,就刘艳华这样的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被无视的现状以及保护她们基本权利的必要、某些权力机关的缺位、保护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对策等问题做出了理性思考。这些内容均融入这组连续报道中。

  鲜明的态度、观点和对事件的认知水平是深度系列报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编辑、记者的认识水平和专业知识达不到报道所需的要求时,可以借助于专家和政府相关部门权威人士的力量。在刘艳华事件的报道中,我们便组织了一些法学专家就刘艳华案及案外案座谈,并以《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为题,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座谈会纪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妇女维权特别是打工妹这个弱势社会群体的维权非常艰难,一报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在刘艳华一案的报道中,我们除积极报道社会各界的反映,还主动寻求媒体的呼应。如《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羊城晚报》、《大河报》等兄弟报纸均对本报的报道给予了声援。河南《大河报》不仅报道了本案,还就本报介入此案调查一事专门采访了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学者,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监督的作用和新闻法规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本报的做法。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看了本报的报道后,将报道复印送给了中央有关领导和中央政法委、的领导,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和中央政法委、领导的重视。中央有关领导和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亲自过问和督办,排除了地方上的阻力,使案件侦破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本报关于唐胜利事件的报道引起了中国康复中心的注意,他们主动向唐胜利伸出援手,免费为唐胜利治疗,还帮助她学得一技之能,让她重新回归社会。唐胜利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全国妇联处刘海荣马上发表讲话,代表全国妇联表明态度;全国总工会有关领导还到医院看望唐胜利。这些都通过媒体见诸报端,对促成问题的解决十分有益。

  通过这两个案件的报道使我们深深感到,类似这样有难度的维权案例,没有社会的支持,没有上下的相互呼应、协调一致,单靠一家报纸的作用很难奏效。而运用媒体之间的互动,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参与,其威力就会大得多。

  维权报道是《中国妇女报》的重头戏,因为作为群团组织机关报,我们的服务对象和读者———广大的妇女群众有许多权益需要维护。我们所做的这样有深度的追踪报道更侧重于探究新闻背后的东西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经常提供一些经过梳理过的观点供读者参考,其导向性和对社会的干预程度显然要比一般的新闻报道明显。因而这种文体应成为一个经常性的新闻品种。

  此外,这样的新闻报道还能够形成强势,有助于在各类媒体的竞争中高出一筹,比如在没有抢到第一时间报道的情况下可以后发制人;在新闻匮乏时可以使读者有持续关注的内容;同时它还更适宜新闻传播速度加快了的今天。过去面对一个报道题材,记者们往往是以最快的速度发一个消息或通讯,如果认为这个题材还有价值能够继续做大,就会围绕该问题继续收集材料,然后写一篇大文章。而从今天看,这种做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一次性的全面报道很难做到全面,因为事情可能还在继续发生,当你觉得事情又有了新进展想做补充报道时,因为前一次采用的是较为全面的写法,再续写会有重复的感觉。二是当你选择了继续采访不断充实你所掌握的素材之时,很可能一不留神就前功尽弃了。因为今天大家都在“抢”新闻,等你攒够了自认为可以写大文章了或已经精雕细琢出了好作品时,别人可能已抢先你一步把同一题材的报道发出来了,你的报道就显不出价值了。在媒体都打速度战的今天,新闻手法也在变。类似这样追踪组合式的报道方式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以我个人的经验,过去可以写成一个大东西的内容现在可以打碎了做,采取跟进的方式,发生一点报一点,这样比组织一个完整的大稿子要快,而且可以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报道思路。同时,这种报道方式也更符合今天人们的阅读节奏。本报除了这两组报道,还做过“反家庭暴力”系列、农村土地承包中怎样体现男女平等系列、女性离退休年龄问题、“白领女性”、“35岁现象”等报道,引起了读者和全国妇联的极大关注。

  对一家报社来说,要组织这样大的主题报道,没有报社内部的通力合作,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没有精心的组织、策划,没有版面的很好配合,仅靠记者去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所做的上述两个重头维权案件的报道都是总编辑亲板定稿、定版面,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才实现的。一个有分量的深度新闻报道从发现问题到策划、组织报道,再到版面体现,需要各个环节的配合,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要将这样的新闻报道形成规模,大密度的投入更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做保证。这套机制应是以编辑为中心,有版面配合,同时编辑要与握有大量新闻线索并行动敏捷的新闻记者实现对接。